在深圳，有一座二十多年前形成的110米高的垃圾山被重新挖掘出来并得到再利用，这一过程让人难以置信。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的焚烧厂两台炉子并排运行，一台在熊熊燃烧垃圾，而另一台却因缺乏可燃物而停滞不前，这并不是因为故障或限电，而是真正没有垃圾可烧。这一现象引发了西方的广泛关注，许多人惊讶于中国竟然面临“垃圾荒”。

这座被挖掘的垃圾山，官方称之为玉龙坑填埋场，位于深圳罗湖的中心地带。它的内部埋藏了约250万立方米的陈旧垃圾，最深处接近30米，相当于1000个标准泳池的容量。过去，这个垃圾场在封闭后就再没有人打算动它，但如今却被彻底挖掘出来。

挖掘的背后，原因实际上并不复杂：这些垃圾并不全是废物，而是市场上需求旺盛的资源。轻质可燃物被直接送入焚烧炉，筛选后得到的无机颗粒则被用于制造建筑材料其余的腐殖土也进行无害化处理。通过挖掘、焚烧、造砖以及腾出土地，整个处理流程相当干净，既为市中心节省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还为焚烧厂提供了持续的原料。

从十几年前开始，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变化。那时媒体频繁报道垃圾围城的现象，全国每年产出2.6亿吨生活垃圾。有数据显示，如果将如此多的垃圾集中到上海，甚至可以在整座城市上覆盖三米厚的垃圾。短短几年后的今天，许多媒体已指出焚烧厂面临原料不足的尴尬局面。在江苏省，近三成焚烧厂因缺少原料而不得不停炉，行业机构的统计显示，全国近四成的焚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停炉的损失很明显，重新点火升温需要耗时数天，期间还可能产生二噁英，电力收入也随之中断。厂商宁可四处寻找可燃垃圾，也不愿让炉子彻底熄火。

因此，抢料现象已经成为行业的常态。在湖南，两个焚烧厂对小区物业发出邀请，谁能提供生活垃圾，每吨还可获得50元的介绍费。在华东的一些省份，三座焚烧厂相互压价抢生意，处理费从每吨80元降到了50元，甚至连成本都无法覆盖。

某些厂子直接下达命令，调动所有人员将50公里范围内的废弃物全都搜集起来，面对新鲜垃圾短缺的局面，他们选择利用陈年的填埋垃圾。广州已经翻挖了350万立方米的旧垃圾，而海口、上海、武汉等城市也纷纷加入了这个挖掘的行列。深圳挖掘玉龙坑，除了满足环境治理方面的需求，实际上也是对焚烧厂原料的有力补充。

如今的局面，根本源于前些年焚烧厂建设过于迅猛。垃圾焚烧本是一个回报丰厚的行业，除了政府的处理费用，焚烧厂还可通过发电将电力销售获益，因此业内估算毛利率可高达40%左右。在政策放开后，众多投资者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全球约有280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中国就占有超过1000座，数量在十几年内翻了九倍，显现出明显的产能过剩。

尽管焚烧能力大幅提升，部分农村的垃圾处理依然滞后，没地方堆积的垃圾还在原地等待处理。乡镇的转运站本该接手清运，但因为经费或其他原因而未能顺利推进，尽管焚烧能力在提升，收运处理依然停滞不前。这几年，垃圾分类的推行悄悄改变了行业的格局，厨余、旧衣、废纸、塑料等都被专门的回收企业提前分走，价值较高的部分未能进入焚烧厂。许多大城市中，厨余垃圾占到生活垃圾的三成，但真实进入焚烧炉的仅剩四分之一。

随着补贴政策的退坡，行业也受到警醒，国家补贴政策通常在焚烧发电项目运作15年后结束，老厂面临关停，新厂也无法再轻松获取补贴。如此一来，垃圾处理的费用很可能会转嫁给居民和企业，未来用户付费的现象将会愈加常见。

综上所述，深圳的这座110米高的垃圾山，象征着整个垃圾处理行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步骤。通过挖掘，罗湖中心增添了一块宝贵的土地，也填补了焚烧厂闲置产能的问题。挖掘出来的资源可以转化为有用的材料，释放的城市空间使得垃圾处理设施不再是被人避而远之的地方，而成为了城市能源循环的重要环节。

另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台湾地区的垃圾问题则完全不同。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台湾全年垃圾产量超过3200万吨，五年间增长7%，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数量甚至超过了韩国、日本和新加坡，面临的垃圾堆积问题日益严峻。

最大的垃圾堆积点位于新竹县，那里的垃圾甚至从上世纪90年代就埋在土中。尽管台湾有25座焚烧炉，但一半的炉子已运营超过20年，处理能力逐年下降。新炉子的建设因地方利益的冲突变得极其困难，同时疫情后，外卖和电商的包材剧增，进一步加重了垃圾累积的问题。

两岸的对比让人深思，一边因缺料而挖掘资源，另一边却因垃圾堆积而无处可去。差异并不在于垃圾量的绝对数字，而在于整个处理系统是否真正运行良好。西方的意外，并非只是对垃圾山被挖掘的事情感到惊讶，而是在于这些挖掘后重新用于城市的土地，展现了更为先进的垃圾处理方式。这些旧填埋场变为产业园，曾经埋藏的垃圾转化为今天路面上的一块砖，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资源利用模式，充分体现了垃圾荒的真实意义。并不是垃圾减少了，而是我们处理垃圾的方式，终于跟上了时代的发展。